小康时代的最大难题是“小康瓶颈”
来源：新华日报 日期： 2021-08-23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底如何见“高”，如何是“全”？首先期待顶层设计层面的理论自觉与理念创新。作为一种当今中国社会最具表达力的话语，小康社会之所以得到全民的认同并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国家战略，还因为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顶层设计的重要哲学问题是关于“小康气象”的理论自觉，以及突破“小康瓶颈”的理念创新。
小康作为中国话语，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而是具有文明形态或文明发展阶段意义的理念。小康的局限是“小”，小康的魅力在“康”，“小康气象”一言以蔽之，即“小”而“康”。
小康作为一种传统话语，具有三个重要结构：第一，“小”——家是小康文明的社会基础和价值逻辑，“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显其文化境界之“小”；第二，“康”——“礼义以为纪”，即伦理道德使其超越其文化境界之“小”，建构文明合理性之“康”；第三，“小康气象”——“小”而“康”，即以“天下为家”为文化动力，又以“礼义”即伦理道德超越其“小”而实现其“康”。
现代话语中与小康对应的概念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小康的前景，中国发展的目标是由小康走向现代化。小康时代的文化气象虽不能完全表述为“天下为家”，但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始点的改革到当下的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家确实是现代中国小康文明的重要基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当程度上是对家的体制合法性的承认和家的经济活力的释放。作为当今中国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小康，体现着某种一脉相承的价值传统、文化情愫和文明规律。
在顶层设计层面，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自觉，其集中体现就是建立“小康气象”的理念。“小康气象”基于一种哲学认知：小康是一种文明形态，而不只是经济发展水平。小康文明具有两种基本文化构造：“天下为家”的社会基础和“礼义以为纪”的伦理道德。小康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小”与“康”的矛盾。小康社会的最大文明难题是家。一方面，小康社会必须充分释放家的文化活力，它是“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源；但另一方面，“天下为家”如果泛化为一种价值逻辑，将导致深刻的文明缺陷，难以达致天下之“公”。当今中国诸如官员腐败、分配不公等难题都与“天下为家”的文化境界之“小”有关。“天下为家”之“小”与“礼义以为纪”之“康”之间的辩证互动，构成小康文明的特殊文化气象，它是小康社会的合理性基础。据此，构筑道德风尚高地，决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基于小康社会的理论自觉、建构“小康气象”的重大战略举措。
小康时代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等收入陷阱，其要义是说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经济体将长期停滞，只有很少能跻身高收入行列。对当今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伪命题。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经济学乃至统计学规律，而不是关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规律；第二，它只是一个西方问题，而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关于小康时代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走出西方学术依赖，摆脱经济学的话语独白。
小康时代的最大难题是“小康瓶颈”。基于“小康气象”，“小康瓶颈”可能在逻辑与历史两个维度发生。第一是逻辑瓶颈。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小康必须同时具备“天下为家”与“礼义以为纪”两个要素，如果“礼义以为纪”伦理道德条件不充分，社会文明将囿于家之“小”，而不能达到天下之“大”，因失去合理性而陷于瓶颈之中。第二是历史瓶颈，它可能在两种条件下发生。一是在理念中将小康由一种文明话语和文化气象抽象为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志，进而由去伦理、去文化的经济单向度的价值异化而产生“小康瓶颈”；二是在“天下为家”的社会背景下因伦理道德的文化供给不足而产生的文化瓶颈。“小康瓶颈”的核心是因文化供给不足而导致的行为动力的疲软和文明生态合理性的缺失，产生“文化供给侧”危机，其人格化表现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所谓“土豪”现象或“土豪”气质。要之，“小康瓶颈”是“天下为家”与伦理道德之间，也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走出瓶颈，必须也只能透过文化努力。
“小康瓶颈”根本上是“天下为家”与“礼义以为纪”的生态缺陷所导致的经济—伦理、经济—文化瓶颈，因而必须实施以伦理为着力点的国家文化战略。其要义有三：经济的文化支持战略、企业的伦理援助战略和经济—伦理—文化一体的生态决策战略。
经济的文化支持战略。每种文明都有内在文化瓶颈，瓶颈的自我突破是其日新又新的生命力之所在。虽然在不同发展阶段遭遇的瓶颈不同，但同一文明形态有其一般规律，这便是所谓“理想类型”。走出“小康瓶颈”的理想类型要从中国自身文化来寻找答案。中国文化不仅在传统中，而且在现代依然是伦理型文化，因此，走出“小康瓶颈”的理想类型便是“经济—伦理类型”。建构小康时代理想类型需要解决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谋利的必要性及其可持续问题，二是谋利的合理性问题，三是积累的可能性问题。与此相对应，需要不可缺少的三大伦理要素——勤、俭、义。“勤”创造财富，“俭”积累财富，“义”赋予财富的创造、分配和消费以合理性。因此，走出“小康瓶颈”，需要探索和建构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合一的理想类型，将经济释放的最强动力，与伦理释放的最好动力相整合，以伦理境界和文化指引走出“需要—满足”的自然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内在动力。
企业的伦理援助战略。伦理，尤其是伦理信任，是华人家族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文化瓶颈。改革开放后创业成功的第一代企业家当下基本都进入向第二代过渡的时期，普遍产生所谓“交班焦虑”。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发现，56.8%的民营企业家希望在国外留学的子女回国继承家业，但只有很少“富二代”愿意子承父业。由此，民营企业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转型为现代企业制度，要么中断企业发展。无论对企业还是中国经济发展，这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严峻挑战。由于非公企业在现代中国企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上瓶颈既是中国非公企业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小康瓶颈”。为此，必须实施企业的伦理援助战略，其核心是建立合理的经济—伦理生态，着力点是通过伦理信任建构企业的文化资本，帮助以家庭为基础的非公企业转型为现代管理企业，突破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伦理瓶颈。
经济—伦理—文化一体的生态决策战略。突破“小康瓶颈”，必须突破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的瓶颈。其要义有二：建立经济—伦理—文化一体化的决策咨询体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评估体系。现有的决策咨询系统，基本上是经济学家主导甚至话语独白的体系，伦理学家、人文科学家只有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才会在场，这种“治病式”的参与方式很难形成对整体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战略。为此，必须对现有决策咨询系统进行重大改革，在深度的人文参与下建立经济—伦理—文化一体化决策咨询体系。伦理之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意义，已经确实到了足以影响小康文明前途的地步，其价值不只在于精神文明和社会风尚的软实力，更在于经济社会的硬实力。因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评估，其意义决不止于精神文明，而是对于小康社会的文明品质的伦理诊断、价值指引和后力赋予，具有十分重大的国家文化战略意义。
（樊和平，作者为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 道德发展智库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