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激活长江文化历史资源
来源：新华日报 日期： 2022-07-05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一项重大举措，其使命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更高质量发展以及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鉴于国家文化公园应该体现多层级、多样性的生态文明价值，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核，本文以该公园之江苏段为例，从四方面分析如何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激活长江文化历史资源。
首先，对历史上长江流域形成的农耕文明的核心精神做出动态表达，要领会、传承和内化多元共生的乡土社会特征。长江山高水长、河湖众多，孕育了对东亚文化圈具有最强辐射力的多元农耕文明，形成了数千年男耕女织、间作套种等农业文化，体现了“靠天靠地更靠人”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观。美国前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富兰克林·H·金，在考察东亚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后，于1911年写成《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书中描述了中国农民管理土壤以增进肥力的经验。在江苏太湖流域，农夫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为什么中国的农夫们耕了四千年的田地依旧肥沃？答案是：以粪为肥。以《江村经济》著称于世的费孝通教授认为，富兰克林是在以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一代周而复始，人与自然浑然天成……这被后人归纳为“中国农业的1.0版”。
中国人运用自然地理资源条件形成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包括长江太湖流域的桑田鱼塘模式，农民集生活、生产与生态于一体的村庄自然循环，以及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在地化生产生活中的循环链接，均体现了人地合一与空间正义。这一典型特征在富兰克林·H·金看来有必要认真地对待，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精耕细作的农业实践，是以多样化农业资源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选择，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达至均衡值的“永续”农业模式，构成了对资源环境的正外部性。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观及其历史实践，成为化学化和大规模耕作下肥沃土壤流失严重的美国农业问题的一个经验参照，而在当代，这是江苏要特别看重的长江文化之乡土逻辑。
其次，要领会、传承和内化长江流域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在地化”城乡融合发展。近代社会的长江流域是最早迎受“欧风美雨”的核心区，因而其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成功经验尤有价值。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需要有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家的推动，而在南通创办过“大生集团”的爱国儒商张謇是其典型代表。其表现如下。
关于张謇的村落主义思想意涵。张謇曾言：“南通一下县，其于中国直当一村落”。他将村落社会运作视为一个县域整体，不仅创造多种条件促进县域经济，使生产力诸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还积极进行了多项地区自治的社会实践，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治理、文化教育、慈善救助等系统化综合发展的良好局面，南通也成为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模范县。其相对有效的“在地化”综合实践对当今有重大借鉴价值。
关于张謇的工农互动链接的经济模式。不同于一般的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张謇创办大生企业30年，开创了以下工农互动链接的两种模式，一是以“公司+农户”模式将工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有机整合，工厂出纱、农民织布；二是以“公司+农会”模式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与垦牧公司互动合作进行“土产土销”，让原材料市场的主要部分依赖于本地，构建本地供应链。这两种模式不仅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本地传统男耕女织家庭结构的有机结合，还以工补农地提高了农民收入。这种工农互动、以工补农的做法与当前城乡融合的多业态融合发展相类似。
张謇的生态发展观也值得借鉴。作为积极探索现代化的近代企业家，张謇以大生企业为龙头进一步向下延伸产业链，比如在大生纱厂之后又陆续开办广生榨油股份有限公司、大隆皂厂、大昌纸厂等，对废弃物再利用，形成一个生态化产业链，最大化实现了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而他所构建的城乡区域发展网络，也维护了当地的生态平衡，最大程度减少了近代工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张謇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的奋斗过程与成效，是长江三角洲作为近代在地工业化的核心区应对“欧风美雨”的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成功经验，这是传统内生型耕读文化遭遇外来现代化冲击产生的中国现代企业家文化之肇始和源头。
第三，关于长江流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故事要以中国话语立场来理解、阐释。以苏南故事为例，中国话语立场意味着以中国为主位，阐释中国本来的发展故事。比如，苏南上世纪7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可以用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两个概念来概括。
关于村社理性。相对于以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为基本假设而言，村社理性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概念。村社理性首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即以村社为边界、以成员均分共有、两权（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关系约束、能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产权制度；其次指村社文化共同体层面上的，即以“内部化”经济机制为基础的维系村社内部社会秩序的村社群体理性。村社理性反映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特点，以苏南经济发展为例，主要体现在上世纪70、80年代初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中的“内部化”机制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工业化产业扩张阶段对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作用。这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生成路径，其发展不是以削弱、摧毁并脱嵌于原有乡土社区为代价，而是与生发其中的乡土社区结成利益捆绑、休戚与共的关系。
关于政府理性。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理性的概念而言，政府理性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组织特征概念。政府理性指出政府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导力量或主体力量，是经济体系的内在参与者而非外在协调者。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分级承包”，将县级以下地方政府变成了有着明确自身利益的行动主体，乡镇基层政府成为“包干”的践行主体。
最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有策略地规划好、打造好和经营好。以江苏段为例，长江黄金水道一体化背景下各省不同的经济体量、地域文化、历史文脉，是长江流域一体多元文化和合共生的根源与特色所在。江苏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护好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将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深度融合，突出江苏特色，并高质量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本文特提出几条策略性建议：
强调“有根系”的故事。这个根系要以当前的站位和问题意识为导向，延伸至改革开放初期、追溯至近代百年、厚植于千年长江哺育的农耕社会深处。
强调本土话语特色，以守正姿态重新解读。比如本文中提到的“精耕细作农业观”“张謇精神”“村社理性”“政府理性”等，这是中国本土化经验的提炼，源于本来、因诚而明、格物致知。
结合新阶段、新理念和新格局而创新。比如，把握长江山水资源的整体性、非标性和共享性特征，汲取长江历史文化精髓，以新时代的数字化特征为手段，构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三级市场概念，探索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作者分别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农民研究所所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21ZDA058〉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