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江苏70年：走向增收致富路 谱写生活新篇章
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日期： 2021-08-25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江苏人民紧跟党中央步伐，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创造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城乡、区域协同发展稳步推进，居民收入水平跨越式攀升，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追求温饱到奔向全面小康，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美好，谱写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时代华章。
一、七十年奋斗，走向增收致富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城乡居民收入经历了从恢复起步，到曲折徘徊再到飞速发展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收入水平连续跨上几个台阶。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7年突破千元大关，2004年突破万元大关，2010年突破2万元，2016年突破了4万元，2018年达到47200元，比1951年的100元增长了472.9倍，年均增长9.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6.0倍，实际年均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2年突破千元，2005年达到5000元，2011年突破万元，2018年突破2万元，达20845元，比1954年的88元增长235.8倍，年均增长8.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3.0倍，实际年均增长5.6%。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呈现了不同的增长轨迹。
图1：1951-2018年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一）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历史回顾
1、百业初兴发展曲折，收入缓慢增长（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异常复杂严峻,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加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经历了很多曲折和失误，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一直徘徊在低水平求温饱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国民经济快速恢复的阶段，江苏和全国一样，进行了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镇经过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经济飞跃发展，广大城镇居民获得了充分就业机会，人民生活由饥寒逐渐向温饱改善。195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4元，比1951年增长135.1%，年均增长15.3%。
从1958年至1978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这段时期全省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徘徊甚至倒退的阶段。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不仅影响了经济建设，还导致城镇居民生活在低标准中停滞不前。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元，比1957年增长23.0%，年均增长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甚微。
2、确立按劳分配制度，收入稳步增长（1979—1987年）
改革开放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逐步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收入分配制度，城镇引入奖金分配激励机制，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由此揭开了稳步提高的序幕，人民生活实现由基本温饱向温饱有余迈进。198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千元大关，达1005元，比1978年增长2.49倍，年均增长14.9%。
3、开放搞活效率优先，收入快速提升（1988—1997年）
城镇居民收入进入高速发展期，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分配政策日益完善，城镇居民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在这一时期，长三角经济开放区的形成，为大量三资企业涌现提供了契机；企业改制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财政税收体制、价格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广大城镇职工也转变观念，摒弃全民集体职工身份和体制内就业的传统观念，勇于进入外资、私营企业就业，发展个体经济创业；同时，江苏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引来了外资的大量进入。1997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65元，比1987年增长4.74倍，年均增长19.1%。
4、制度改革惠及民生，收入来源多元化（1998—2002年）
1998年左右，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全力推进，下岗职工急剧增多，加之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为了适应企业改革的需要和促进民生的全面进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相继启动，逐步建立起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居民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2002年城镇居民收入突破8000元，达8088元，比1997年增长40.3%，年均增长7.0%。
5、落实富民优先战略，收入实现新飞跃（2003—2012年）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出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全省上下围绕“两个率先”的工作主题，把富民放在更加优先位置, 积极推进“六大体系”建设，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制定28条政策措施，继续稳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最低工资标准、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和低保标准逐年上调。随着各项富民政策的贯彻落实，城镇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分配方式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家庭经营收入从无到有，投资渠道更加多样，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成果不断巩固，居民生活达到新水平。城镇居民收入2004年突破1万元，2007年突破16000元提前达小康标准，2010年突破2万元，2012年达到28808元，较2002年增长2.56倍，年均增长13.5%。
6、主动适应新常态，收入连上新台阶（2013年至今）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扎实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动“两聚一高”新实践、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努力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富民增收33条”等一系列保就业、促增收、惠民生的政策措施，为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城镇居民收入在2016年突破4万元大关，2018年达47200元，比2012年增长63.8%，年均增长8.6%。
（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历史回顾
1、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徘徊起伏（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苏农村经过土地改革，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两三年内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江苏农村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破坏，农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在改革开放前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江苏农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农民收入徘徊起伏，生活水平改善不大。1978年，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5元，比1954年增长76.0%，年均增长2.4%。
2、农村改革持续深入，农民收入大幅增长（1979—198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八十年代初在全省农村范围内得以普及，有效地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弊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增加。1985年，农业政策发生变化，粮食、棉花取消统购，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双轨制，并逐步放开了水产品、水果、茶叶等农产品价格。这期间，种植业增产缓慢、林牧副渔业增长较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渠道逐渐由农业向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转变，非农经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55元增加到1988年的797元，年均增速为17.8%。
3、治理整顿经济秩序，收入增长首现低谷（1989—1991年）
1989年开始对经济秩序、经济环境进行治理整顿，乡镇工业发展速度陡降，同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尽管当年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9.9%，但实际收入下降了7.3%。1990年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对乡镇企业由扶持到全面紧缩，农村非农产业一度不景气，大批劳动力回流农业，减少了农民收入来源，当年农民收入实际下降2%。1991年的特大洪涝灾害给江苏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又带来了严重影响，直接造成当年农民收入比上年下降4%，剔除价格因素，实际收入下降6%。改革开放以后江苏农民收入的增长首次进入低谷。
4、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增收步入快速通道（1992—1996年）
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93年，江苏进行了主要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的探索，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加快, “两高一优”（高产高效优质）农业迅速发展，再加上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形势喜人，农产品价格得到稳定，农业生产效益有了很大提高。乡镇企业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从第一产业中解放出来，从事二三产业生产，部分农村劳动力改变了就业观念，成为城市中的打工者，拓宽了农民收入渠道。诸多有利因素的影响，促进了农民收入连上三个千元台阶，1996年，江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29元, 1992-1996年，年均增长26.9%。
5、内需不足出口受阻，农民增收再陷低谷（1997—2003年）
伴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出口受阻，农产品出口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同时国家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缓解90年代中期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并在1998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内需不足，农产品价格回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明显减缓。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从1996年的23.3%迅速回落到1997年7.9%，随后逐年徘徊，1997-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4.9%，农民收入增长再次陷入低谷。
6、惠农改革连续发力，收入增长再上快车道（2004—2007年）
国家相继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实施种粮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给农民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连续的惠农、利农政策和农产品价格恢复性上涨的双轮驱动，农业增收形势大好。同时，农民就业渠道进一步拓宽，农民工权益受到保护，工资性收入大幅增加，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成为增收的有力补充。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33元，比2003年增长54.5%，年均增速11.5%。
7、有效化解金融危机，收入提前达小康（2008-2012年）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外需减弱,工厂停工,农民外出就业机会减少,部分农产品出口受阻、价格回落,农业效益下滑,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江苏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增收的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10年江苏率先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并逐年提高；苏南地区开始城乡低保接轨，并调高了新农保医疗筹资水平及报销比例；涉农贷款全覆盖，农产品量价齐增。在多种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提前达省定小康标准；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自1997年以来首次呈缩小态势；2011年，全省基本消除了年收入2500元以下绝对贫困现象。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133元，比2007年增长85.7%，年均增长13.2%。
8、新常态下聚焦富民，城乡差距不断缩小（2013年至今）
省委省政府根据十八大精神和“两聚一高”的要求，结合江苏实际，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深入实施民生幸福工程，积极探索创新富民新路径。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前一时期增收政策在较高收入水平下的速度效用递减，传统农业发展动力不足。为了改善增长困境，江苏积极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行企业劳工谈判制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技能人才收入分配制度，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2018年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大关，城乡收入比从2009年的2.511缩小到2018年的2.264，实现城乡收入相对差距连续九年缩小，2012-2018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9.9%。
图2:1978-2018年江苏城乡居民收入比
二、七十载春秋，居民生活大变迁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城乡居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居民消费能力大幅提高，消费结构日趋合理，摆脱了以温饱为特征的消费模式，生活向发展型、享受型进发。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51年的103元提高到2018年的29462元，增长285.7倍，年均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54年的93元提高到2018年的16567元，增长177.5倍，年均增长8.4%。
（一）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饮食结构更加健康
改革开放前，食品、衣着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的票证供应制度，居民膳食结构单一，主要以主食消费为主，肉禽、蛋等副食品严重短缺。改革开放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种类的丰富，老百姓对饮食消费的要求不仅是吃饱、吃好，更要吃出健康来，食品消费结构渐趋合理，饮食理念更加追求健康与营养搭配。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7687元，比1951年增长108.3倍，其中人均大米、面粉等粮食消费量由1951年的141.6公斤下降到111.6公斤，肉禽类消费量由3.0公斤增加到30.5公斤，蛋类消费量由1.4公斤增加到10公斤，油脂消费量由3.8公斤增加到8.0公斤。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4338元，比1954年增长64.4倍，其中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4年的203.5公斤下降到141.4公斤，肉禽类消费量由3.0公斤增加到33.5公斤，蛋类消费量由1.0公斤增加到9.2公斤，油脂消费量由1.2公斤增加到10.4公斤。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居民外出饮食消费快速增长。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在外饮食1703元，占食品烟酒支出的比重为22.2%。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在外饮食501元，比1988年增长55.3倍。
70年来，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总体一直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51年的68.4%下降到2018年的26.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54年的71.5%下降到2018年的26.2%，标志着居民生活进入相对富裕阶段。
（二）衣着消费快速提升，服饰追求品质时尚
服装作为一种独特的物质文化载体，不仅折射出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而且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的转变。
70年来，人们对衣着的追求，从“穿暖”向“穿美”、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品质，从追风赶潮到凸显个性转变。201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衣着支出为1926元，比1951年增加152.3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812元，比1954年增加107.3倍。
（三）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家庭耐用品提档升级
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日新月异,城镇住房从简陋的平房变成了宽敞明亮、配套设施齐全的楼房，农村住房从阴暗潮湿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楼房，集中居住、上楼居住也越来越普遍。住房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室内外居住环境也向着更高质量发展，居住设施日趋完备，小区环境舒适优美、住房质量和物业服务越来越好。201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6.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41.2平方米；农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56.4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46.7平方米。
耐用消费品经历数次更新换代，从改革开放之初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老三件”，到90年代的电视、空调、洗衣机等家电，再到进入新世纪后数码产品、健身器材、音响乐器等高档消费品，城乡居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在不断普及和快速提档升级，2018年，江苏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171.0台，电冰箱107.0台，洗衣机102.0台，空调器220.0台，热水器112.0台；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149.9台，电冰箱110.4台，洗衣机96.9台，空调器142.8台，热水器95.7台。
（四）交通工具升级换代，通信方式更加便捷
改革开放前，居民出行主要使用公交车和自行车，随着城市公共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城乡居民出行方式悄然改变，电动车、摩托车、家用汽车逐渐走进普通家庭，出租车、网约车、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使居民出行方式有了更加多样的选择。同时，通信工具也由传统的书信、电报、固定电话变成了便捷的电脑和智能手机，通讯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
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由1985年的7元增加到2018年的3820元；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由1990年的10元增加到2018年的2960元。2018年，江苏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46.0台，助力车116.0台，移动电话249.0部，其中接入互联网199.2台，电脑78台，其中接入互联网70台；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23.3台，助力车133.0台，移动电话244.3台，其中接入互联网149.3台，电脑34.5台，其中接入互联网29.2台。
（五）教育消费逐渐升温，文化生活日益充实
居民对文化程度和知识需求日益剧增，现代家庭对于孩子教育与兴趣培养、成人知识更新都很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随着近年来小长假的实施，居民双休日及节假日期间，休闲娱乐方式日益增多，许多流行时尚的文娱活动应运而生，日常健身、旅游等成为居民度假的重要方式。2018年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支出3129元，比1978年增长259.8倍；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为1547元，比1983年增296.5倍。
（六）健康保健意识增强，医疗保障增点扩面
改革开放前，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城乡居民收入低微，大多数人讳疾忌医，小病不去看，大病看不起。随着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健康观念日益转变，医疗条件逐步改善，医疗保障覆盖面和报销比例持续提升，居民更加注重疾病预防和养生保健，医疗保健消费需求随之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57年的4元增加到2018年的2273元；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83年的5元增加到2018年的1530元。
（七）社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生活环境、医疗、教育、信息化等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2018年城镇地区有99.2%的户所在社区饮用水经过了集中净化处理，农村地区有97.9%的户所在社区饮用水经过了集中净化；城镇地区有99.8%的户所在社区内垃圾能集中处理，农村地区有97.9%的户所在社区内垃圾能集中处理。从医疗机构分布情况看，城镇地区有84.8%的户所在社区有卫生站，农村地区有96.5%的户所在社区（自然村）有卫生站。从教育资源分布情况看，城镇有98.6%的居民户所在社区可以便利地上幼儿园或学前班，有99%的户所在社区可以便利的上小学；农村有90.5%的户所在社区可以便利地上幼儿园或学前班，有91.3%的户所在社区可以便利的上小学。
纵观七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再到奔向全面小康，每一次改革与发展，都凝聚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推动着人民走向更加富强的道路。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更多的人民将共享发展成果，开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幸福生活，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住户调查的数据口径与调查方法经过了几次重要调整，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住户办公室统一制订的历史数据倒推方法，以“增幅不变”为原则，以2012年开始实行的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为基础，倒推出新口径的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和消费支出数据。另由于统计指标和口径变更、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等原因，文中部分年份间数据比较不完全起始于1949 年。
